导读
Foreword
无论是一代二代间的财富传递还是将财富用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呼声，现如今用于捐赠的资金无论中外都达到了几乎前所未有的数额。然而，慈善事业准备好接受并善用这类资金了吗？新的捐助者，特别是大额捐赠者又是否为最佳资金配置做好了准备？本文认为，慈善界需要转型并帮助新捐赠者学习，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需要利用传统基金会的资产，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立更多的连接性基础设施，并尝试新的资本聚集模式。
美国的慈善事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镀金时代的说法已经成为陈词滥调：这种类比可能会使 1900 年代初期的原本的镀金时代显得毫无野心。现在的问题是，慈善事业是否真的能对重要问题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还是仅仅能固化慈善事业日益脆弱的现状？
筹码从未如此之多。众所周知的“捐赠承诺”（Giving Pledge，亿万富翁承诺在世时至少捐出一半的财富）现今汇聚了180多个家庭的8000亿美元的资金。此外，未来几十年将出现大规模的财富代际转移，婴儿潮一代会将高达30万亿美元的财产传给继承人，其中一些财产将最终进入基金会和捐赠者建议基金（DAF, donor-advised funds）。而数以千计的新晋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也渴望回馈并且“有所作为”（“make a difference”）——2017年美国的捐赠总额超过4100亿美元，可用于慈善事业的私人资金数额是前所未有的。
问题在于，慈善事业的“市场”并不是为支持这些资产的有效配置而设，而且新捐赠者在捐赠时也面临着一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障碍。尽管有几十年的战略慈善事业、社会创新、和关于增长和规模的对话，但该部门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去匹配为创造持久的社会变革所需的资源规模。这为我们重新思考慈善事业的下一个十年，建立一个更好的捐赠市场创造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机会——激励捐赠者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解决有重要性的问题。
▍从小型、安全和分散的捐赠…
对现状的批判是这样的：在资金供应方面，许多慈善（捐赠）都是短期的，它们规模太小，限制太多，脱离了终端用户的需求；它们分散，规避风险，不治本或没有产生系统性变革（这就是为什么像大学和医院这样的“安全赌注”会得到如此多的资金）。捐赠者的利益，而非市场需求或真正的需求，引导着捐赠；而且大多数捐赠者最初并不知道如何有效捐赠。此外，由于联邦政策，慈善资金可以在基金会捐赠中累积，并且捐赠者建议基金增加的速度要快于它被投资的速度。实际上在今天，仍有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的慈善资金还没有被投入使用。
在需求方面——由于资金的结构，以及由于进入、合并或失败的门槛很低——非营利部门高度分散且力不从心。成千上万的小团体在挣扎求存，无法提供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他们没有所需的“良性资本”（“virtuous capital”）来在人才、系统或增长上投入，从而最终实现“ 终局”，或将解决方案移交给政府或私人市场。事实上，只有不到1%的非营利组织拥有超过5000万美元的资金，这个数字与大公司的预算相比相形见绌。
这给行业带来了一个难题：与营利性机构一样，非营利性机构及其事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更灵活的资金的大量注入——但捐助方对资助那些看起来没有效果的组织持谨慎态度，而缺乏效果恰是由于缺乏资金。我们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些动态的人：几十年来，行业的多位领导者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现在，气候变化、收入不平等、移民和难民等全球挑战正变得越发严峻。更不用说慈善事业本身正在激起人们的反感，最近有几本书对目前的捐赠进行了批评，并质疑捐赠者是否会为了大局而违背自身利益。
究竟该怎么做？
▍…到更大、更好、更精、更快的捐赠
业界如何帮助更有效、更快速地分配更多的慈善资源，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呢？布利吉斯潘集团（The Bridgespan Group）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大额捐赠”慈善（“big bet” philanthropy）的观点（见为社会变革下“大赌注”）——向单一组织或事由提供10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作者分析了过去十年的大额赠款，这种投入对规模化解决方案是多么重要；他们还概述了大赌注的障碍，包括缺乏捐助者的信任和交易弓。我们希望在他们思考的基础上，为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提供一些想法。
我们在Open Impact为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和新捐赠者的咨询和开展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见解。虽然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我们确实对如何提高慈善事业的成效有一些假设，我们也渴望与其他人对话。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认为更多更大数额的捐赠是必要的，但仅这样还不够。行业需要在现有知识、资产和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给予更多的战略支持，并重点解决潜在的结构性问题和难题。作为一个行业，我们已经在社会创新、实验和学习方面深耕了几十年并投入了数万亿美元。没有理由从头开始。
行业需要为新的捐助者提供工具，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并激励他们更广泛地思考在哪里以及如何配置他们的资金。同样，不论历史长短、问题领域和规模，各成熟基金会都需要与这些新的捐助者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网络。我们还认为，需要更精巧的中介机构来促成新资金与现有组织、风潮和解决方案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业需要孕育一个更强大的慈善生态系统，建立一个真正起作用的社会变革市场。这并不容易，但可能值得一试。
▍新捐赠者们都需要什么？
首先，值得想想的是：新捐助者需要什么才能成功。我们从对硅谷慈善事业的研究中了解到，新的捐赠者很难有效地进行捐赠，而市场的结构也不能很好地帮助他们。捐赠者的商业经验并不总能转换为解决市场失灵或复杂的社会和环境挑战的经验，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忙于事业、家庭和公司。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专注于他们的捐赠，也没有时间去学习成为一个有效的慈善家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他们要么最终另寻他路，要么做出影响力有限的安全选择。例如，与创建一个解决气候变化、收入不平等、移民或无家可归等问题的有效投资组合相比，向母校、民办学校或精英机构捐钱，要更平稳，也更简单。
大多数新的捐赠者需要时间、经验和信任来扩大他们的捐赠。当一个主要捐赠者准备好了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捐赠时，他们往往已经有至少5到10年的慈善事业经验。根据我们的经验，捐赠者需要这些时间来发现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所采取的方法、以及所希望达成的结果。大多数捐赠者都在实践中学习：提供小额资助，建立自信，然后扩大规模。很少有捐赠者在一开始就捐出1000万美元，更不用说1亿美元了。精明的筹款人早就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他们在着力投入与培养捐赠者的原因。作为一个行业，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平缓学习曲线。
捐赠者也需要更丰富、更完善的信息，来了解慈善事业和社会变革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与商业的区别——需要哪些不同的思维方式、工具和方法。为了确保他们的大额捐赠是明智的，捐助者需要了解哪些策略将有助于创造变革---无论是扩大单个组织的规模、还是投资网络和集合影响力、资助风潮和倡导、或者建设实地能力，这只是几个例子。他们还需要反馈闭环和衡量其影响力的方法，以了解他们的资助是否有效，并激励他们捐赠更多。
一旦这些捐赠者确定了他们所关心的内容以及衡量成功的标准，他们就需要交易弓。为了扩大捐赠，捐助者需要一系列“准备就绪”的交易，其交易规模足以吸收大量资金。不幸的是，由于前面提到的结构动态，很难找到这些经过验证的组织或原因。事实上，行业可能需要投资于强化能力建设，以帮助一部分成功的非营利组织（或者领导者和风潮）为更大的捐赠而做好准备。许多新的捐赠者也需要设法将他们的一些捐赠外包出去——特别是当他们拥有大量财富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能自己“打造”，他们至少应该能够“购买”解决方案。
由于这些都是很复杂的挑战，而且这一行业非常分散，捐赠者通常需要值得信赖的指导来帮助自己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慈善家——并激励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无论是财富经理、家族办公室人员、慈善顾问，还是其他经纪人，我们认为中介机构的作用空前重要。事实上，我们认为更大的社会部门和更成熟的基金会可以在激励和引导这些捐助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资产的发展方法
事实证明，新捐助者需要的如何能“更大、更好、更快”地捐赠的东西已经存在于行业中——从信息到实验和学习的机会，再到实际的交易弓。不幸的是，社会部门以外的个人很难找到或获取这些资产。事实上，现有的基金会如果组织得当，可以通过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网络，帮助新的捐赠者进行试验、学习和规模化，从而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慈善市场。如果该行业能够将现有资产与新的资金联系起来，这就可能是一个双赢的组合。
插图：蒂姆·库克（Tim Cook)
毕竟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和试验社会变革，涉及到每一个能想到的问题——从儿童早期发展到气候变化再到监狱改革。他们一直是社会的研发实验室。不幸的是，绝大部分的信息中都存在于在私人报告中，隐藏在网站里，或是由经验丰富的资助者和专家以隐性知识的形式保存。尽管有很多关于社会变革和慈善事业的出版物——书籍、SSIR 文章、白皮书——但它们的撰写或分发方式并没有涉及新的捐助者。该行业需要一种考虑到新捐助者的需求的、更成功的知识管理和营销方法。
除了知识之外，捐赠者还需要值得信赖的地方来捐赠和学习。幸运的是，现有的基金会已经有了成熟的、经过审查的、多样化的受资助者输送管道。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机构正在为其款项寻找退出策略，从而创造双赢机会。著名基金会应探索向新捐助者开放投资组合的方法：通过附属基金、分享他们的尽职调查和报告，或充当“慈善礼宾”，为新捐助者策划特定的投资机会。一些基金会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方法，包括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MacArthur Foundation），该基金会与基金会中心合作创建了一个解决方案库，其中包括在100&Change竞赛中提出的解决方案。
▍新兴的资本集聚模式
与此相关的是，该领域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中介（聚资）机构来将更多资本与需要资金与扩大规模的创新、组织和领导者匹配。在营利部门，有一个由金融服务组织和产品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将投资者的资金与机会相匹配，每一种都有各种风险/回报情况：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银行、共同基金、个人股票、设计过的投资组合等等。重要的是，社会部门已经开始尝试用新的方法来聚集资本，并将金融资源与需求相匹配。以下是我们在工作中了解到的一些中介模式，这些模式对发展很重要：
- 著名基金会（Established foundations）。2002年，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做出了一个反直觉的举动：转为非营利组织（nonprofit），以便从捐赠者那里筹集更多资金，来支持其作为全球研究和政策组织的使命，尽管它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已经是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虽然大胆，但这一决定到目前为止已经得到了回报。2017年，皮尤的筹款团队从外部捐助者那里筹集了4100万美元，2016年筹集了4.29亿美元。除捐赠外，他们的非限制性资产在过去几年里增长了近9500万美元。
- 风险慈善基金（Venture philanthropy funds）。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风险慈善基金，如New Profit, Draper Richards Kaplan (DRK), Venture Philanthropy Partners, the Robin Hood Foundation, and Tipping Point已经尝试从个人捐赠者那里聚集资金，然后重新授予特定的非营利组织，并让他们对结果负责。这些基金通常专注于一个特定的问题（例如，青年或贫困），或资助对很多问题有想法的社会企业家。尽管他们的大部分赠款都低于100万美元，但这些基金提供了一个可规模化的模式，可以从新的捐助者那里聚集资本，并在某个问题上获得牵引力。
- 捐赠者联盟（Donor collaboratives）。像“蓝色子午线”（Blue Meridian）这样的新兴资本聚集基金与风险慈善基金类似，但运作规模更大。他们往往聚集更多的资本，资助更先进的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大额的赠款，并为投资者提供额外的价值，如赠款协调。几个例子包括：由 the Giving Pledge的创始董事发起的“共同影响力”（Co-Impact）；由Edna McConnell Clark Foundation发起的、为青年服务组织聚集资金的“蓝色子午线伙伴”（Blue Meridian Partners）；气候变化领域的“气候工作”（ClimateWorks）；以及“能源基金会”（the Energy Foundation），一家1991年发起的一个早期聚集机构。
- 有奖慈善（Prize philanthropy）。在这一类别里，一个基金会或实体开展一项竞赛——或者明确地聚焦一个奖项，或者通过对成千上万的申请人进行分类来挑选“赢家”——并利用这一过程吸引其他捐助者的资金。就麦克阿瑟基金会的 “100&Change”或斯科尔基金会（the Skoll Foundation）的奖项而言，竞争创造了一个审核想法的市场，然后利用由此产生的通道来吸引更多的资本。这种模式借鉴了营利性市场的做法，竞争有助于最好的想法上升到顶端来吸引更多资金。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力争上游”教改计划（Race to the Top）和 社会创新基金（ the Social Innovation Fund）都是这一方法在政府中（运用）的良好范例。
- 推介会（Pitch sessions）。The Audacious Project是这种大额捐赠形式的一个例子，它类似于有奖慈善活动，但以面对捐赠者的当面推销为终点。这种模式由TED和维珍联合基金（Virgin Unite）等共同赞助，使用专业团队对数百名申请人进行审查，并挑选入围的非营利机构。然后，有兴趣的亿万富翁慈善家聚集在一起进行最后的推介，社会企业家们展示他们预先审核过的解决方案，捐赠者可以决定他们想要资助的内容和金额。其它几个组织，从SOCAP到Social Impact Exchange，再到Battery Powered in San Francisco，已经在较小的范围内尝试了这种推介模式。
▍建立一个更好的捐赠市场
总之，我们认为，为新时代重塑慈善事业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需要利用传统基金会的资产，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立更多的连接性基础设施，并尝试新的资本聚集模式。我们相信，新一代的捐赠者已经准备好推动慈善事业的巨大变革，而现有的慈善部门也有机会因此而改变。随着私人基金会、捐赠者建议基金、影响力投资和以使命为导向的有限责任公司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创纪录增长，捐赠者正在寻求新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努力并加速影响力。现存的基金会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大问题仍然存在：缺乏内部变革动力的传统基金会是否会重新规划自己的角色，并利用知识和网络来推动更大的影响力？新的富有的捐赠者是否会把他们的钱放在承诺的地方，用这些资金来改变基本的结构和系统，而使所有人受益？我们希望如此，事实上，我们认为未来有赖于此。
希瑟·麦克劳德·格兰特和亚历克斯·科尔特斯·卡尔威尔是Open Impact的联合创始人，Open Impact是一家战略咨询公司，与社会变革领导者和慈善家合作，设想、设计并加速他们的影响力。他们都有超过25年的社会变革和慈善界、、的经验。希瑟是畅销书《向好力量》（Forces for Good）的作者之一，他们一起撰写了《捐赠代码：硅谷非营利组织与慈善》（“The Giving Code: Silicon Valley Nonprofits and Philanthropy”）。他们是《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经常撰稿人。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9年冬季刊副刊
原标题：Making Better Big B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