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纪念馆大厅雕塑 图片来源：全景网）
【笔记里的人与事】
“洪宪”是袁世凯称帝的年号，称帝前后，袁世凯开始撒网爪牙，追杀革命党人。
据一位劫后余生者回忆，短短83天的临时皇帝，制造“洪宪之狱”，诱捕84人，坚持到转年3月初春生还的只有6人。其中有一位王姓革命党人，将他在“洪宪之狱”所见记录下来。
王本人是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的，罗织引渡后，羁押在上海镇守使署，幸遇上海镇守使、曾任袁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郑汝成，对他“枪口抬高一寸”。郑汝成是北洋水师堂第一届学员，晚清公派第三批留学生，在格林威治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任职于袁政府的海军上将，忠于袁世凯。10月底他将救下的王先生递解京师，11月他自己便死于革命党刺杀的枪口下。
话说王先生一进京畿军政执法处非法讯办，先全身桎梏押入乙号牢笼，据他回忆，连戏剧中常演的阴司地府之酆都城、鬼门关、阎罗殿，阴森恐怖也不足以形容袁狱残酷的万分之一。
尤为令人忧惧的，是特务密探制造的密集型恐怖事件，致使人人自危，各类人为自保而不得不采取各种异于常理的“变形记”。出卖良知、鬻朋售友，以牵祸人性，透支整个社会信用为代价。人性的脆弱，经不起如此高利或恐惧的诱惑，靠玩弄权术起家的袁世凯，很擅长调动全社会的神经为他而绷紧，有买尸体的，就有出卖活人的，整个社会都在过鬼门关。
朋友翻作“追命鬼”
“朋友”也许是个陷阱，就是我们常说的“挖坑”。朋友挖坑，就会有朋友去跳，因为朋友不设防，甚至还要加上朋友的朋友“连坐”。可人性天真的底色却使历史上的此类事件此伏彼起，不胜枚举。即便一个案例，以透支整个社会信用为代价，付出一代人的心理危机成本，人们还是会忘记“朋友挖坑”的伤痛，这正是出于人性自信能够承受命运之重，以及对人性善的悲剧担待吧。辛亥元勋张培爵将军就死于朋友出卖，还连累了他的朋友。
话说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开始大规模地搜捕并绞杀反对帝制者。
1911年武昌起义，第一个响应的是湖南，第二个响应的是重庆。张培爵将军带着子弟兵30人，宣布重庆独立，其勇气可比孤胆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派清政府陆军连长夏之时率百余兵勇前往剿办，反被张培爵以大义策反，共同组织重庆军政府。夏之时任正，张培爵副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成渝合并，四川统一，但南北矛盾攀升反复，新旧势力纠结难辨，张培爵厌倦，决定退隐经商。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培爵是他“共和种子”花名册上的人，属于必欲铲除级别的，于是，袁蓄意将他调往北京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张培爵原本就要来京办理川路招股事宜。来京后，他坚辞袁府委任，寄居于朋友西城国会议员谢持的家里，不谈政治，不出大门。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心惊肉跳，公开派军警到谢持宅邸搜捕，张培爵闻风逃到永定门火车站，乘火车奔赴天津，避难法租界。对此，还有另一个说法，说南方政变（二次革命）时，张培爵已潜至上海，购武器资助黄兴取南京，事败返津。总之，张培爵隐居天津后，依然不涉政治，经营实业。
1914年，有川人李姓者，来津登门拜访，是张培爵旧友。因生意而重新联络，常至培爵宅交往周旋，感情融洽笃甚。其实，李姓者是带着北京袁府密令来的，他的任务就是伺机逮捕张培爵。而张培爵哪里会想到这位同乡老友竟是他的“追命鬼”呢？李姓者见时机渐已成熟，便向培爵建议组织一个实业团体，并草拟了团体发起人名册，请张培爵亲自署名，以号召并担任募股。事关同乡生计，张培爵也就没多想，签名了事。同时，李姓者还邀请了培爵挚友周绍农、学生朱培麟等十多人在名册上签名。
选了一个天晴好日，李姓者在天津著名饭庄登瀛楼宴客，签名者有八人到场，一时欢宴，突遭军警蜂拥而上，懵然间被一网打尽，当晚便用特别专车将一行人押解至北京，交京畿军政执法处讯办，分押各自笼号。
周绍农因懦弱老实成了审讯的突破口，警探去其刑具，又送给他两块现大洋，供他买吃买喝。第二天，还是那个王狱官，亲至笼中，安抚诱供周绍农，劝他揭发张培爵组织实业团体，确系为谋乱煽颠之用，周氏若能举证，可保性命无忧，还可赏以官爵优差等等，好处多多。周氏信以为真，堂讯时，便直接指认老友张培爵谋乱，且矢口不移。张培爵见此情形反倒镇静从容了，也懒得再辩解，只是对着老友笑着说：“老周，你上当了！”
此一句，可谓语短哀长！
不数日，晨昏迷离，飞沙走石，是张培爵等六君子就义日，八人中有两人被判无期徒刑，余皆斩首。张培爵仰天而叹：“天为我变色，培爵虽死，亦可瞑目。”周绍农这才大梦方醒，痛哭道：“我被你们骗了，死而无怨，可怜害了烈武，九泉之下，何颜复相见也？”
六人分乘骡车出宣武门，至土地庙街刑场，下车时，周绍农见到培爵，不敢仰视。培爵则笑着说，“老周，你们大家被我连累了。今日同难而死，是人生第一快事……”
张培爵没有说错，的确是他受陷于朋友，又连累了他的朋友们。可在那个权力极为敏感的时代，左被朋友出卖，右使朋友连坐，有多少如此无辜者受牵累？而在权力看来，撕裂朋友关系算什么？对他们而言，朋友翻作“追命鬼”，是个最便宜的买卖。
的确，只有这“权力”才能道出了“朋友”的真义。说起“朋友”的原始意义，也许让你跌掉的不仅是眼镜，恐怕连下巴都会一起跌碎的。
王国维曾说，“朋”是贝币计量单位，上古以贝为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朋”字的原形，就是人颈上挂着两串贝，出现在甲骨文上，是殷王“锡贝”之形。而“友”的原形，为一张开的双手、跪而受赐的人形。“朋友”合形，还原了殷王“锡贝”的历史场景，随着贝币退出流通领域，“锡贝”仪式，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作为“锡贝”仪式集中反映的“朋友”二字，又各自衍生出一些它所需要的新义来。“朋友”合称，早见于《诗·大雅·假乐》中的“燕及朋友”，或曰“朋友，群臣也。”以“朋友”称群臣，最接近本义。“朋友”在本质上，是王权与人权交易的产物。本质，可以掩盖，但不会丧失，一有机会，尤其在利害攸关时，它就会翻出来，往往成为“追命鬼”。
革命革到“鬼门关”
革命真不是请客吃饭。古往今来，因赴宴而屡陷“鸿门”之险的革命者们代不乏之，而能如刘邦逃之夭夭者却鲜有其人。大部分革命者或仆毙于宴途，或就缚于杯盏觥筹中，若万一能安全躲过“宴劫”，即便不能像刘邦那样成大事，能保住性命也就不必在乎席间流出的闲言碎语了。总之，革命者不可轻易赴宴，且切记，鸿门宴对革命者来说，真是“鬼门关”。
张振武就没刘邦那么幸运，从秦末到清末时隔两千多年，张振武只知革命，浑然不觉革命者的这一陷阱，既没有战死沙场，亦未及落座于欢宴席间，便在所谓的赴宴途中束手就擒。
张振武是谁？是武昌首义的领导者之一，可谓辛亥革命的元勋级大功臣，与蒋翊武、孙武齐名，时号称“三武”，为举世侧目，威震南北。
张振武，翩翩一湖北美少年，不喜举业，入心学堂，20岁毕业于武昌师范学校，萌生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彻底惊醒了中国士人，也惊醒了张振武，他决定变卖家产，自费留学日本，遂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并学习阵战攻守等现代战法。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1911年，张振武被预选为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副部长，他便回乡变卖祖产，以冲革命经费。他参与指挥了历时41天的“阳夏之战”，革命军虽失利，但毕竟形成了与清朝南北对峙的革命局面。民国政府成立后，他反对独裁，首先自除兵权，为各省裁兵首倡，与云南蔡将军并为共和民主之现代军人之楷模。但是，张振武的前途已杀机四伏，近者为湖北省革命政府当局所嫉恨，远则为北京袁世凯和清政府所忌惮。可一个把身家和祖产都献给革命的纯粹革命者，他哪里会为自身的安危着想，也更不会想到自己人对他的嫉恨。
阳夏之战汉阳危机时，他率部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差点淹死。退守武昌，他又鼎力襄助刘公守城，黎元洪则逃至葛店，张振武主张去黎另选他贤，至是为黎元洪所怀恨。黎元洪原本就是硬被推进革命队伍里的晚清旧人，使出浑身解术都是利弊算计。而张振武拼了性命为的是革命理想，自然是不一样。历史开始诡异叠生，革命者的成功了，接下来便是政客角逐，革命成果面临支离，除非继续革命如反袁独裁的二次革命。因此，即使没有这一伏笔，黎屠夫也照旧会想尽一切办法清除张振武，不要说同乡同学，即便是父子兄弟，对于政客和刽子手来说，也是毫无心理障碍的。黎元洪在湖北军政府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清除异己，引起革命党人倒黎，黎便暗中沟通北京，开始大规模捕杀革命党人，枪林弹雨中，黎屠夫导演了一幕幕流血悲剧。
1912年4月，应袁世凯之召，张振武偕自己的参谋长方维，随其他共16人进京，住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初蒙袁世凯传见，待遇颇为尊厚。张振武则以保障共和国体为己任，谆谆袁氏。同时，又在报上发表共和民主之论，上书府院，言辞严正而恳切，却触怒了袁世凯。
袁世凯要设宴款待张振武了，氤氲着如此悠久的尸体味儿的“鸿门宴”，天真如张振武者，是闻不出这一味道的。据载：某日晨，公府招宴，振武与参谋长方维同乘一辆马车，欣然前往。马越跑越快，气氛越来越紧张，飞驰至棋盘街（今前门一带）戛然而止，由陆建章所派的恶探郝占一实行逮捕。陆建章时任袁世凯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因捕杀革命党人，被称为“陆屠伯”。
张振武落在“陆屠伯”手里，凶多吉少。他被长绳巨链捆绑至京畿军政执法处，一直昏迷不省人事。待其醒来，似有所悟，便问值班人，“斯为何地？”值班人的回答直抵本质，“这是鬼门关”。张振武大声疾呼：我辈革命十年，何负民国？竟至被捕？
有狱官进来，向振武宣读了袁总统为他指定的罪状：煽颠谋乱。
张振武反倒镇定了，对于一心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只要活着，一个革命者就是要为保卫共和民国的成果而坚决阻止他的皇帝梦。张振武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对狱官说，“死则死耳，吾复何惧？但愿与方参谋长一言为别，方可瞑目。”狱官答之，方维已死，稍后你们自会相见。以如此单纯之革命军人，其悲可知也。
当日，湖北各团体得知张振武系狱消息后，各种营救电报如雪片飞满京华，可它们救不了张振武、方维，反而加速了共和两君子的速死，因为独裁者最怕得民心者。那纷飞的电报仿佛成为了两君送吊的纸钱。
半夜时分，振武腹痛难忍如厕，在厕所里连饮数弹毙命。这是何等的下作，让一个毁家纾难的革命者，在厕所里死于乱枪之下，连死的尊严都被剥夺。其时，方维在甲号囚笼中被绳索勒死。民国元勋，同遭惨遇。悲夫！
黎元洪诱之，袁世凯宴之，陆建章杀之，三个屠夫，三个历史的罪人，借以公权力济私的最好障眼法，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设定了革命者的“鬼门关”。
“阎王爷请你吃点心”
84人中，有一革命党人叫仇亮，如今已鲜为人知，当年可是袁世凯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方安。
仇亮，本一文学青年，内心有点儿忧郁，待人却热情四溢，因文学著称一时，与唐才常、宁调元齐名，号称“湖南三学士”。
光绪末年，黄兴在长沙创办实业学校，其实是党办学校，兼做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仇亮被聘为中国文学教授，但他的热情都在欧西文化上，以介绍传播欧西文化为职业志向。据时人称之，三湘人士凡富有革命思想或革命理想者，基本出自他门下或受他影响，足见现代教育的熏陶之力。
另据资料，仇亮本人1900年毕业于长沙求是书院，这一年他21岁，大概他的西学亦来自求是书院，随后在实业学校教书，直到1903年黄兴从日本回国，邀集宋教仁、陈天华等20人在长沙筹建华兴会，密谋第二年趁慈禧过70大寿时起义，不料事泄，黄兴逃亡日本，仇亮的细节不详，但他也是这一年投笔从戎，参加反满起义，事败先被执，然后乘隙逃亡日本的。据说仇亮被抓时，看押在一名军官家里。军官家有一婢女，年方及笄，聪明伶俐，素知仇亮大名，见到羁押的仇亮，甚是惊讶，便趁夜色将他放走，仇亮脱身逃亡日本，入士官学校学习。可怜那丫头事发后被立即杖毙，为青季革命一义女。
1902年，慈禧携光绪起驾回她的金銮殿，她打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旗，因为洋人不再让她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偿命了，她大大松了一口气，可以腾出一只手来镇压革命党人了。而那时举国被两场战争震醒，清日甲午海战与八国联军之战真是两记重拳，连慈禧都忙于推行戊戌维新的新政，将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合并；派溥伦为正监督参加美国圣路易国际博览会，派载振、那桐赴日本大阪博览会为观会大臣，考察商政。一边改革，当然一边追杀革命党人才是她的真正目的。新学中人袁世凯趁机与张之洞上奏递减科举以兴学校、兴办武备小学、别设速成学堂。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分别在上海和东京出版，是1903年最有力的反满革命的号角，而那一年留日学生猛增到四百人，官费生占一半以上，皆为清政府的掘墓人。
仇亮在日本以为非武力不足以言革命，转入日本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与汪精卫主撰《民报》鼓吹革命事业，1909年回国，在太原督练新军，往返湖南，策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南北议和后，仇亮卸甲归文，到北京办《民主报》，自任总编辑，紧盯袁世凯独揽大权而笔伐之，袁世凯由此嫉恨之。仇亮返乡，不问政治，不到一年，宋教仁被暗杀，举世惊骇。仇亮忧心革命成果，坐卧不安，开始与党人联系，决定进京再谋革命。
刚好接到同学唐某从北京来函，遂辞别妻子，入京寓住金台旅馆。数日却不见同学出面，便写一封辞书给同学，告之决定南下。
某个早晨，仇亮出旅馆门，准备前往前门东车站购买南下的车票，突然扑过来多个便衣侦探“索命鬼”，将仇亮拘捕。仇亮骇斥，大声责问，一侦探回之：“阎王爷请你吃点心”。便连拖带拉，把仇亮带到西单牌楼头条胡同京畿军政执法处，羁押于丙号笼中。
据明人考证，唐朝人就有“吃点心”的说法，明人广泛用之，到了晚清才用于杀人“吃枪子”之意。
收集证据罗织罪名，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仇亮在笼中两个星期才被提讯。十多次刑讯，还是没有收获，狱官焦灼。仇亮与众狱友都抱有乐观心态，以为已经是民国了，已经是法制天下了，没有证据，过几天就该放人，仇亮便可脱虎口了。
不数日，狱官果然再次提审仇亮，却出具了一封仇亮写给同学唐某的谋反信。仇亮当即一一反驳，此函疑点重重，并要求核对笔迹，狱官不理退堂。三日后，一大早，丙号笼，有嘈杂大声，仇亮被五花大绑，押往菜市口执行死刑。据同狱人回忆，当时仇亮泪流满面。也许有悔恨的泪，也许有念及妻子孤苦无依的泪，也许有对革命的迷茫之泪。仇亮比黄兴小五岁，早黄兴一年被杀害，时其子仅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