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人的新大陆
中国30多年改革形成超强产能，超级货币大投放，以及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都需要中国从外部寻找解决国内问题的钥匙。
资本出走的必然与异样
王健林先是再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之位，个人财富从2014年的132亿美元猛增至300亿美元，将马云（218亿美元）、马化腾（176亿美元）远抛在身后；随后这位新晋亚洲首富在万达年会上演唱的摇滚视频“风靡全球”，点阅量超过11亿次（截至2016年1月25日），获网友力挺“上春晚”。“国民公公”有钱任性买买买，更是夺人眼球。2012年，斥资31亿美元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2013年，3.2亿英镑并购英国圣汐游艇公司，7亿英镑投资伦敦核心区建超五星级酒店；2014年，甩出2.65亿欧元收购西班牙大厦；2015年，花费8000万英镑买下伦敦一座2万平方英尺的豪宅，以950万英镑刷新英国购房印花税纪录；以不超过35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再次进军好莱坞；2016年，在印度投资100亿美元造产业新城……在产生“枪打出头鸟”谚语的国度，王健林竟然如此公开高调！相比之下，昔日的亚洲首富李嘉诚就显得愈发谨小慎微，但鉴于其“风向标”特征，再悄无声息地“归去来”都将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先是撤资内地，大有买下英国之势，如今又悄然回归，斥资60亿元人民币先后购买位于上海新天地、陆家嘴商圈的两座地标写字楼。尽管“超人”又回来了，但实际上旗下公司注册地已全部外迁。综观今昨两位亚洲首富投资脉络，其共同点是境外投资，资本外流。
一般而言，资本在全球流动是正常的。就资本特性而言，首先，资本如水，无孔不入。正是资本的这种特性，才最大限度地展现市场经济优化配置效用，以最节省的材料、最快的速度生产出最有用的产品，再以最便捷的方式送到最需要的消费者手中。其次，“金钱永不眠”，资本逐利性必然导致其流向投资洼地，占领利润高地。正如《资本论》所说：“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流动成为创造利润的一个指定动作，谁不流动，谁便死亡，这是资本逻辑。再次，资本无国界。全球化在理论上拆掉了阻碍资本流淌的屏障，科技发展为资本快速流动提供了技术支撑，按个键便能轻轻松松跨越国界。由此来看，资本出走是必然的，无关乎“爱国主义”“商业情怀”，正如李嘉诚所言，“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从世界经济来看，资本加速流动是后危机时代开启，全球经济进入洗牌期的重要表现。1.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各国量化宽松政策的主导下，货币“洪水”泛滥肆虐，转化成资本的货币必然要在全球寻找可附着之物。中国2015年末M2余额竟高达139.23万亿元，20年间增长了28倍。2.世界各国以邻为壑，最终遭遇“货币危机”，在汇率乱局中，国家间的利差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一边是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另一边是人民币近期大幅贬值，美元竟然还是“安全岛”，于是套利资金撤离潮涌，就连普通老百姓也开始琢磨“出海”渠道，寻求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2015年新兴市场资金外流达到创世纪的732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到92%之多。3.经济洗牌期同时也是兼并重组的高峰期，“闻腥而动”的资本岂能放过大好时机？
就中国而言，资本出走既有上述共性，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是在去产能背景下，国内普遍缺乏投资的地方。黄金深套“中国大妈”；股市让奥迪变成“奥利奥”；房市分化加剧，更何况还有房产税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增长主战场——服务业还存有各种行政垄断与管制。然而，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15中国高净值阶层财富白皮书》数据，中国的高净值人群以每年超过10万人的数量递增，截至2015年底，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到112万人，人均可投资资产达到3116万元。显然，狭小的投资空间与强大的投资能力不匹配，只能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是通过移民、投资等方式对企业原始积累进行“漂白”。在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中，多数富豪获得财富的“红与黑”逻辑大同小异——在商品市场“套利”淘得第一桶金后，进入要素市场“套利”，而所谓要素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土地，二是资金。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多数曾在这两个要素市场左右逢源。“别让李嘉诚们跑了”一语就直白道出对富人及财富的“仇恨”，出于对财富和人身安全的深切焦虑，资本出走寻求避风港在所难免。从此角度看，中国式资本出走又是异样的。
资本异常出走的危害不言而喻，资本大进大出将扰动金融市场稳定。“欧债危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资本出走，终结了通常意义上的制造业，因此造成大量失业，失业者不但失去了继续缴费的能力，同时变成了需要福利制度庇护的对象，因此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欧洲福利制度的困境，不单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而且与失业剧增相关。如何处理大规模资本外流、本币疲软以及庞大的债务负担是有关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资本管制，如央行增加人民币在香港的借贷成本，让外资行缴纳存款准备金等。但资本管制非防止资本外流良药，如果市场认为未来有更大强度的资本管制，反而会引发更多的资本外流。鉴于汇率高低取决于国力与实体经济冷暖，同时汇率也是国家信用的反映，因此，解决资本外逃还是要回到经济本源中，而非面上的政策手段。事实上，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经济增长前景放缓，承接产业转移的三大利器——税收优惠政策、土地零出让费、环保无所谓——逐渐淡去，才是资本出走的真正原因，一如外资撤离中国，把工厂投放在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而中国也已经度过了当年吸引外资、担当“世界工厂”的阶段，毋须对过去恋恋不舍，而是应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前方。
中国的问题在外部，中国的未来在世界
中国的未来在世界
正当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越来越纠结之时，“权威人士”把中国经济走势定调为L型，重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呼吁大家“增强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虽然从面上看，2016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7%，“仍运行在合理区间，好于市场预期”，但从结构上看却经不起深究。具体而言，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唯独进出口总值同比负增长5.9%，如按美元计算，则同比负增长11.3%。如果说在过去中国经济出现“万马狂奔”景象，主要是“三马当先”——固投、消费、外贸在入世10年间年均增长分别为22.8%、15%、21.7%。如今，固投、消费这两匹马的速度慢下来，外贸这匹快马直接瘸掉，这对于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0%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创。尤其是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复苏乏力，外部需求低迷，国际竞争激烈，贸易保护加强，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世界贸易量增速将连续第5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无论中国国内在对外贸易上怎么调，国际环境不支撑，也是白忙活。由此可见，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内部，还在外部，但如果只归咎于外部因素却是手电筒做派——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显然不是真的勇士，不敢直面惨淡的现实。
解铃还须系铃人。迫切的现实是，中国30多年改革形成强大的产能、超级货币大投放、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都需要中国从外部寻找解决国内问题的钥匙。首先，在去产能大背景下，中国庞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必须寻找新出路，而不是在国内“坐以待毙”。如中国高铁，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建设运营了1.9万公里高速铁路，如此速度与规模仅囿于国内发展显然空间有限，而放置四海则大有作为。尽管中车2015年2419亿元的主营收入当中，89%还是来自中国大陆，但增幅仅有4.51%；海外营收占整体的1/10，却同比增长了66.91%。目前中车已经进入世界上101个国家，其中美国是其最主要市场之一，2016年3月中车拿下芝加哥800多辆地铁车辆采购项目，标的金额13.09亿美元，创下中车出口发达国家地铁项目的最高纪录。再如政府融资职能被剥离，转型迫在眉睫的城投公司，以及在国内宏观调控左右调摆下求生、几乎“人人喊打”的房地产企业，其出路也在海外。2013年时中国房企海外投资总额为113亿美元，2014年达到165亿美元，而2015年这一金额已达到213.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其次，为平缓本轮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用心良苦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货币超发背景下，中国将引爆第四次金融大爆炸，并将炸向全球，与此同时，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也将主导这一趋势。金融的本质是钱生钱，不管是土地和资源，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收入，都能变现成可以流动的资本；政府印出来的钞票（“前货币”）进入市场，变成不受控制的脱缰野马，即“后货币”，也就是说货币会自我扩张，把钱变成更多的钱。当面对缺失的信用、不确定的未来、不靠谱的科创，这些钱一边泛滥成灾，另一边又要积极地寻找安全港，比如涌进调控放松下的一线城市楼市，又如流向大宗商品期货，再如掀起海外投资浪潮。可以说，海外投资既是消化过剩产能的无奈之举，又是金融资本的必然之势，也是到外部寻求破解国内困局之路，同时暗含了中国的未来在世界之意。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超万亿美元大关。中国海外投资倍增，除货币寻找安全港的原因，还有诸多考量：一是商贸因素。在各国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之时，企业“走出去”，把工厂建在海外，更容易突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二是国家战略需要。在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上，通过巨额投资直接控股或收购国际领先的公司，不论是粮油谷物肉类的生产、物流，还是晶圆芯片的设计、制造，抑或转基因产品和种子开发，无一不在产业链的高端，是关乎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如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的创纪录金额收购瑞士农业企业先正达。三是企业开疆拓土诉求。开拓市场，获取资源（如投资俄罗斯、阿拉伯半岛、巴西），掌握技术和管理方法，包括资产优势，如品牌，进而实现国际化战略，如海尔以54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旗下的家电业务。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593个，累计交易金额达401亿美元（包括境外融资）。四是居民寻找宜居之地。相比国内可怕的雾霾，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欧洲、澳洲等国家更适合生活居住，不仅有宜人的自然环境，还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优质的教育资源、免费的医疗制度、良好的创业环境，像纽约、悉尼、墨尔本、温哥华、伦敦都成为中国投资者的主要目的地。
中国的问题在外部
海外投资也需要“两厢情愿”，但问题是，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始终面临去WTO与再WTO两股潮流的纠缠，使得“走出去”愈发复杂。在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是当下各国的自然之举，但对尽享全球化红利的中国而言，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推动再WTO化——“一带一路”却是有着更强大的动力。用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共享经济发展，既把一些小兄弟拉入麾下，又能展开“新圈地运动”，还能利用危机兼并重组，更能让中国与世界相连，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容易地把中国西部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正是这种潮流的逆向而动，再加上中国企业与居民投资的“大手笔”和“爆买”行为，引发一些国家的恐惧与不安，甚至出现排华、反华事件。
一个表现是，各国对于中国购买港口特别恐惧，往往被视为中国打造全球殖民通道，或者具有更多的军事战略意图。比如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投资开发建设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于2014年9月正式动工建设，却被新上台的斯里兰卡政府叫停一年之久，即便科伦坡港口城如今全面复工，但合同被修改为，中国企业在该项目中不再拥有永久业权，只享有99年的租赁权。
另一表现是对中国大量买地极其担忧，一方面是来自中国的购买力推高当地房价，导致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购买大片耕地导致“资源掠夺论”，因此对中国买家格外敏感、警惕。在加拿大，2015年温哥华约1/3的房子被中国买家买走，温哥华地区独栋住宅平均价格上涨30%，每套均价达140万美元。据统计，温哥华市区家庭年均收入约7万多美元，按照目前的独栋住宅均价，一个当地家庭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一套房。在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0万平方公里牧场的家族企业基德曼公司公开挂牌出售，有中国企业参与竞标，却因“国家安全问题”，竞标和审核过程被搁置。2015年7月，澳大利亚将私人收购农业用地必须经过审批的门槛从2.52亿澳元下调至1500万澳元。
正因为此，中国海外投资遇阻和受挫是常态，而不是个案。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中企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不超过50%，海外矿业收购的失败率更是超过80%，可以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在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而且各种投资陷阱比比皆是，尤其在利比亚、叙利亚、津巴布韦、朝鲜、墨西哥、西班牙这些小语种的小国和穷国，其经济下滑，法治欠缺，往往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中国投资或被“充公”，或被“扫地出门”。
除此之外，中国在海外投资的教训也不得不汲取以避免。一是中国企业资产和交易等信息不透明，如安邦收购喜达屋时被质疑这家创立于2004年、迄今没有上市的省级汽车保险公司是否真能获得其宣称的融资，甚至安邦董事长的社会关系也遭到华尔街怀疑其动机不纯，因此，中国企业需要提高在所有权架构、融资来源和企业治理方面的透明度。二是政商关系的不确定，国外政府换届也将影响海外投资进展。如澳大利亚政府5年换了5任，还有政党之间的斗争，抛出“让最大牧场留在澳大利亚人手中”的决定不能说没有收买选票的考虑。三是中国企业向来善巧方便，仅仅“开最大数额的支票”对海外收购不再管用，因为交易后更需要可持续性经营，而不是把国内粗放式发展移植过去，不管不顾地涸泽而渔。鉴于此，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时，还需要融入世界，重构中国商业文明。
中国人的新大陆
澳、新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新大陆
澳大利亚、新西兰（以下简称澳、新）两国正日益成为中国海外购地置业的主战场。2010—2014年，新西兰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土地64.62万公顷，其中中国购买了3.49万公顷，虽排名第5，但涨幅惊人，从2010年的53公顷跃升至2014年的1.1万公顷。而借着新西兰总理访华的热度，《福布斯》中国前十富豪更是组团来“买买买”，大有占领新西兰之势。“吸金”中国，澳大利亚毫不示弱，2009—2010财年，中国对澳投资总额为162.82亿澳元，排名第三，而2014—2015财年，投资总额为465.63亿澳元，暴增186%，排名第一。过去5年，中国人在澳共买入价值509亿澳元（约合人民币2521亿元）的房产，而最近两年（2013年7月1日—2015年6月30日）买入额就贡献了其中的72%，即1818亿元人民币。
随着对澳、新投资暴涨，中国人正在发现并开辟出自己的新大陆。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将欧洲过剩人口与资本引入新大陆，为无法在欧洲古老国土上尽情展开的市场经济、工业经济找到大显身手的空间，缔造出前所未有强盛的伟大帝国——美国，而今中国人亦开启“新大陆”之旅，两者在逻辑上具有延续性，但时空背景却截然不同。澳、新基本没有完整发达的工业经济，国土大、人口少，现代农业足以支撑其成为发达国家。就地缘而言，澳、新远离欧洲，小小大洋洲的岛国，很少遭遇地缘政治冲击，属于偏安一隅。此外，地质年代年青，尚未全面遭受市场经济登峰造极后异化的荼毒。因此，中国人所面对的新大陆，与美洲新大陆相比，既有优势，形势也更复杂。
首先表现为空间上的新大陆。一是澳、新地广人稀，具有吸纳人口与资本的巨大空间。澳大利亚国土面积世界第六，约769.2万平方公里，人口2350多万，人均耕地面积约2.68公顷，中国人均可耕种面积则不到0.5公顷，差距4倍以上；新西兰国土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4万，绝对值难以望澳大利亚项背，但胜在可利用国土面积极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地广人稀，不仅巨量土地有待开发利用，吸纳人口的内在需求也颇为强烈。中国人口众多，生存空间相对逼仄，近年来环境日趋显著恶化，同时愈演愈烈的国内去产能将大量资本挤出，无处可去的过剩资本亟需泄洪，出海寻找投资洼地，自然与澳、新一拍即合。
二是两国的产业偏态与经济危机。澳、新均为典型的产业偏态型国家，以矿业、农业、畜牧业、林业等高度依赖资源的产业为主，资源型国家在经济上行期，往往赚得盆满钵满，一旦危机了，摔得也最惨。如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时，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也跟着卖了好价钱，而今铁、铜等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矿业繁荣的终结令澳经济陷入困境。2016年5月，执掌能源30年的沙特石油部长黯然下台，沙特实行新政，动手破解石油依赖症，标志着资源国觉醒的开始。澳、新也不例外，通过引进类似中国这样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有利于产业“纠偏”。
三是前所未有的招商力度。某种程度上，中国已成世界最大消费市场与资本来源国，世界各国要么拼命想把东西卖给中国，要么玩命想把中国的钱吸引过去。实际上，澳、新总理争先恐后往中国跑，也离不开这两点，手段即是规模庞大、规格超高的招商会。特恩布尔访华期间不惜花费30万澳元（约140万元人民币）在上海举办午宴，出席者包括1000名澳商界代表与约800名中国企业家与政府人士，重点展示澳洲特色，甚至他的“中国”儿媳都成了“卖点”。约翰·基访华午餐会直接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联手，70位中国顶级企业家如柳传志、马云等悉数到场，可谓大佬云集，盛况空前。两国为示好中国不遗余力，效果自然显著。
四是自贸协定升级空间很大。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边贸易关系。2015年6月中澳签署自贸协定，12月20日生效后双方大幅削减了关税，有力推进了中澳贸易往来。而约翰·基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则是推进中新自贸协定升级，他抱怨说新西兰从2016年起对中国产品全免税，而中国进口新西兰产品却仅有55%免税。出于公平，未来中澳、中新间贸易空间尚有很大挖掘潜力，双方企业都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
新大陆也将带来新优势。一是改革与制度优势的优化结合。澳、新作为“农业型”国家，崇尚慢生活，安于现状，但强调法治、规则，而中国36年改革积累了大量经验，加上中国人历来善巧方便，长于变通，进入新大陆后，改革的思路、劲头与规则格式化相叠加，实现强强联合，很可能长短互补。二是创新与自然结合。澳、新自然资源相当优越，陆地、海洋资源开发远远不足。澳大利亚坐拥长达36735公里的世界最长海岸线，新西兰则有6900公里，动辄绵延百公里长的优质海滩闲置在那里静听潮起潮落。而这些资源一旦与环境友好型的新经济嫁接融合，立马可变为创造财富的源泉。三是贤人与闲人并举。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被认为缺乏文化底蕴的澳大利亚，区区两千多万人口便有多达12位诺奖得主。实际上，科学、创新、突破主要源自两大路径，要么是倒逼型，即外部压力“压榨”出来的“急中生智”，人类历史上诸多发明创造皆是如此，主要依靠的是贤人辈出；要么是主动型，即闲来无事“脑洞大开”，充分发挥想象力想出来的，主要依靠的是闲人辈出。澳、新稳定的社会制度、优质的生活品质、高端教育资源，为闲人专心搞研究提供了肥田沃土，催生出大量顶尖科学家与创新者，如世界顶级心脑血管疾病研究机构、比特币之父“中本聪”等。
用新模式融入海外市场
正是由于新大陆难以抗拒的投资魅力，中国企业蜂拥而至，也触发了当地的恐慌与担忧，有关政治、安全等非议此起彼伏，近期上海鹏欣集团对澳洲7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收购案遭澳政府否决即为明证，折射出开发新大陆的艰辛与不易。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屡败屡战，不断探索新模式，主要包括：先易后难模式，即先收购再扩张。如中房置业先后在澳、新投资小型牧场、土地，并通过赞助足球俱乐部等公益事业与当地建立良好关系后，再择机进行大笔收购案。先难后易模式，如海尔。海尔集团在海外投资办厂时，坚持打海尔的牌子，中方投资方是海尔，企业的名字是海尔，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是海尔牌的，初期投入大、见效慢，但经历较长困难期后，品牌被当地消费者认可，就可享受产业链高端的超额回报。先股权后品牌模式，如光明集团。光明集团海外并购走的是股权收购的路子，然后将所购公司的产品以光明品牌向国内销售。海外研发模式，如华为。华为在全球建立了8个地区部和32个分支机构，建有多家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取得居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提供服务结合起来。借船出海模式，吉利即凭借此模式“老鼠吞大象”吃下了沃尔沃（吉利估值不到5亿美元、沃尔沃估值40亿美元）。当时吉利聘请洛希尔集团（即国内熟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独立财务顾问，充分利用其在跨国并购领域的长期优势，用最有效的投入获得了可观的战略价值。
未来，中企海外投资，将更多体现为内外复利、市场回路，一方面把国内通过制度红利积累的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大陆、新机遇，赚取全球化投资红利，另一方面，用投资海外的成果——更优质产品与服务、先进技术、管理理念来回哺国内市场，最终打通国内外两个市场，形成良性互动。
高净值群体海外置业
中国人正成为全球海外购房的第一购买力。2015年中国投资到海外房地产的资金总额达到300亿美元，是2014年的2倍（151亿美元），2009年的50倍（6亿美元）。其中，“四大金刚”（伦敦、纽约、悉尼、墨尔本）占总交易量40%以上：纽约的吸金能力最强，吸收57.8亿美元；排名第2位的是悉尼和墨尔本，总共吸引38亿美元；此外是伦敦。另外，“南太平洋的明珠”新西兰脱颖而出，一季度3%的房屋（1158套）被境外人士买走，中国人是最大金主，占比27.7%，怪不得连马云都希望阿里巴巴20多个高层可以在新西兰养老。当然，其他“出走海外”的方式同样“热度不减”：1.跨境游：2015年中国稳居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市场（1.2亿人）、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1.5万亿），海外购物从奢侈品（占46%）到日用品“无所不包，无所不买”。2.跟风留学。2000年到2014年，中国留学人员年均增长22%，2014年是45.98万人。在这股浪潮下，留学人员日益低龄化，甚至出现带着保姆的“中国式留学”。3.举家移民。胡润2014年调研发现，64%的中国有钱人正在考虑、正在申请或已经移民海外。香港一移民专家更不无夸张地说“到2020年，离开中国的人累计将有2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富人正在“漂洋过海”中掀起新波澜。
显而易见，36年的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的造富运动，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角下，不同层次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奋斗在“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征途上，并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实现了“华丽转身”。福布斯《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显示，2015年中国大众富裕阶层（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万至60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产群体）规模增加140万人至1528万人，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约114.5万亿元。此外，富人中的“战斗机”——高净值群体数量更是惊人。万国置地《白皮书》介绍，2013年末，我国个人资产达到1000万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109万人，保守计算个人总资产为10.9万亿。基于如此巨额的财富，一贯秉承“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富人必然会将一定比例的资产投资到海外，此外，富人的三大消费（奢侈品、旅游和子女教育）也大都“花”在海外。可见，“水满自溢”，因为钱太多，走出去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问题是，富人的钱正在以“加速度”流出去。诺亚财富《2016高端财富白皮书》发现，虽然目前将海外投资作为主要配置资产的高净值人士占比只有12%，但近8成的高净值人士计划在未来增加海外投资的配置比例，地产为首选目标。所谓饮水尚需思源，在华夏大地上刚刚“飞上枝头”的“凤凰们”何以纷纷急着飞走他乡，另筑新巢？
据胡润富豪榜调研，中国富人偏好三大投资品种即房地产、股票、黄金，此外，创新行业和消费领域也吸引着富人的投资热情。然而眼下，股市仍是惊弓之鸟，黄金已然变性，科创问题多、失败率高，就连昔日作为投资“摇钱树”的房地产市场也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
再者，传统的投资理财空间也被逐渐压缩，具体表现在：1.从2015金融闯关到2016金融全面整治。2015年初，金融“大管家”周小川“年底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和利率市场化”的承诺拉开了金融闯关的序幕，然而经历过“8·11汇改”的惊心动魄、股灾的哀鸿遍野和互联网金融的一片混沌后，相关部门心有余悸，刚刚打通的“闯关路”又被“暂停”成了“断头路”。目前，QDII额度少、沪港通条件多、“优汇通”（中行在广东试点的无限额换汇业务）被叫停，加之P2P被遭整治，金融业再一次轮回了中国式金融监管怪圈。2.被称为“懒人投资”的理财产品收益缩水。银率网统计，2016年以来，人民币非结构性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从年初的4.2%跌至3.9%，降至5年来的新低。2015年“五一”假日前，不少银行还推出了收益率在5%～6%的“五一专属”产品，而2016年“五一”，约定俗成的节日专属理财产品干脆“爽约”。3.银行表外业务从“脱缰”到步入“正途”。2008年后，银行打着创新旗号，疯狂地将表内信贷转到表外，打造了一个监管外的“资金池”。现如今伴随着信贷泡沫涨上天，资产表外化也走到了终点。2016年4月28日，银监会下发82号文（《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围绕着防范表外业务潜在风险，监管机构从规范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委托贷款等表外业务入手，“开正门、堵旁门”，直戳银行业最隐秘的软肋。
事实上，不论是房地产还是理财产品，投资空间的压缩只能影响富人的资产配置比例，从根本上看，导致富人走上“背井离乡”之路的还是“心有千千结”：1.从财富积累看，无论是80年代靠投资倒把、90年代的国企改制、00年之后的房地产还是10年的互联网创业，富人（企业家或官员）的发迹除却个人能力和远见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策红利”的钻营投机。尽管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但这样的一种“原罪”犹如一颗“定时炸弹”令其阴影重重，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仇富”“仇腐”蔚然成风。2.从人性看，每一个人都渴望获得高品质的生活，为下一代考虑更是“义不容辞”。就拿澳洲来说，宜人的气候、独一无二的动植物、优质的教育体系、丰厚的社会福利、纯天然的美食等无疑令国人心驰神往。而同国内房产相比，海外房产更有高性价比。如上海虹口区瑞宏地产的一个普通楼盘动辄上千万，而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一桩独立别墅总价也不过50～70万澳币（约200～350万人民币），加之蓝天、碧水、阳光、沙滩等“自然福利”，“怀揣金条无处花”的高净值群体又怎能不心动呢？
显然，富人将目光瞄准海外房产既是形势所趋，也是无奈之举。不过，正如对马桶、电饭煲、奶粉的“爆买”引发当地断货或涨价，中国人“买啥啥贵”的魔咒使得各方心态大不同：一方面，赚得“盆满钵满”的开发商把中国人当“财神爷”；另一方面，当地居民则视中国人为哄抬物价的“罪魁祸首”，对其充满抱怨和不满；最纠结的当属地方政府，昔日大开“绿灯”吸引中国土豪的“钱袋子”，对蜂拥而至的中国资本“拍手叫好”，而今眼见着中国人的砸钱引来价格噌噌上涨，欣喜之余又忧心忡忡，委屈地直呼“看不懂中国”。以澳大利亚为例，RP Data房屋价格指数显示，2015年，悉尼和墨尔本以11.5%和11.2%的增速领涨全国，一季度，两者依然维持在7.4%和9.8%的偏快速度。笔者赴澳大利亚调研发现，由于中国因素的干扰，目前澳大利亚国内关于房价走势众说纷纭：一方坚持“拐点论”，即金融危机爆发后，境外人士如美欧等国购买澳房产的数量在减少，未来房价会呈下行趋势，如澳经济学家Jonathan Tepper警告“房价将暴跌50%”；另一方则相信，以中国人为首的购房势头正呈“燎原之势”，大量涌入的新购房需求完全可以填补甚至超过“旧缺口”，如RP Data多次公布支撑“房价持续上涨”的房屋价格指数。事实上，且不论房价走势到底如何，眼下的楼市乱象恰恰印证了这一观点，即任何经典规律一经中国沾边就会变“非典”。
综上，中国土豪在全球“撒钱”购房未必都受待见，但即便如此，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未来中国元素（人、财、物）涌向世界的洪流已是不可逆的，也是挡不住的。基于这种大势，当地政府就要在国外资金流入和国内房价波动之间寻找均衡点。目前，为避免宏观经济被房价劫持，澳政府已经硬性规定“房价波动限制在10%以内”。此外，当地四大银行（Westpac西太平洋银行、NAB澳大利亚国家银行、ANZ澳、新银行、CBA澳洲联邦银行）纷纷出台购房新政，全面暂停纯海外人士的购房贷款。针对海外人士额外征收的购房印花税也从原来的3%上调至7%，土地税从0.5%上升至1.5%。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高净值群体刚刚开启的海外置业大路将走不通了呢？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变通之术可谓世界第一，在国内“个人年结汇5万美金”的外汇管制下，即便不能在海外贷款，中国人也能实现海外投资。
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七种渠道：地下钱庄；贸易利润留海外；通过对外投资让资金顺利外流；内存外贷、内保外贷、外坏内利；多账户凑人头式的“蚂蚁搬家”；回购商品或信用卡套现；汇改中的自由汇兑。
显然，尽管面临障碍和不便，中国的钱仍然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翻过“篱笆”或“围墙”，以合法、不合法的方式涌向海外，给相应国家房价上涨添油加火，甚至对当地社会形成一定压力。不仅如此，华人留学、移民海外的新浪潮更以迅猛之势刺激着国内外的神经。当年美国卡特总统抱怨中国缺乏人权，催邓小平更快实现中国公民自由出境甚至移民时，邓小平一句“给你们1000万够不够？”，让美国人不切实际的高调就此打住。然而，历经30多年，如今中国移民海外的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上述数字。根据2015年的一份统计数据，中国国际移民群体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00万人。而2014年香港一位移民专家预计，到2020年，离开中国的人累计将有2亿。中国目前是美国投资移民最大来源国，中国大陆公民获得EB-5签证的人数比例从2008年的26.7%增长到85.4%，近三年均保持在85%以上。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分别是中国移民首选目的地之一。要身份去美英，要宜居去澳、新成为中国移民的共识。与此同时，留学海外的群体持续膨胀，2008—2012年出现了2000年以来的第二次井喷式增长，其中前3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后两年有所下降，增长率也在17%以上。在经历2013年不足4%的增长后，2014、2015增长率又回到两位数，2015年出国留学人数增长13.9%，首度突破50万人，中国已成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第一大国际生源国。其中，留学低龄化，甚至带着保姆去留学的趋势已然显现，2005—2014年10年间赴美“留高”生翻百倍足以为证。
然而，中国的钱和人以这样的势头涌向世界难免让其他国家心怀忌惮。自2012年以来，中国富人移民不断登上各国媒体的头版，“中国人”被与高房价以及各种不文明行为、“不守规则”画等号，招致越来越多当地居民的“抵制”。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人财富的增长并在全球开枝散叶，中国人在海外不但没有收获更多的尊重，反而在一些国家遭遇政治和文化上的“敌视”，被贴上“即使入了美国籍也只会效忠中国”的标签，2013年美国广播公司（ABC）深夜脱口秀节目《吉米·基梅尔秀》中竟然出现“杀光中国人”的言论；就连俄罗斯也担忧中国人来得太多了，曾有俄罗斯媒体设想，“有朝一日一觉醒来，远东已不再是俄国的远东了”。面对如此境遇，犹太人的经验教训显然是不容罔顾的前车之鉴。当年犹太人之所以在欧洲不受待见，遭遇歧视迫害，甚至灭顶之灾，除了文化、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直接的诱因就是犹太人没有深入融入欧洲，且“醉心”于金融和商业，搞银行、金银首饰，在对金钱和利润的追逐中被视为“贪婪、吝啬，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的“吸血鬼”。今天，中国人在海外“折腾”房地产，大搞房地产生意同样也招人忌恨。要避免重蹈当年犹太人的覆辙，中国人走向海外，更需融入当地文化，本土化，这和当年外资进入中国也避不开本土化这个话题根本上是一个道理。以此观之，如今风行于海外的“中国城”、“唐人街”本质上其实就是“孤立”于当地的反例。中国人畅行世界，被认可、接纳，避免受排挤、抵制，就是要用中国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精髓，把自身“消融”在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文化和生活中，与其结为一体，成为其难以割裂、毁损的一部分。
其实，不单是“外人”对中国人在海外的大手大脚羡慕嫉妒恨，就是“自己人”也倍感心理不平衡。面对新一轮中国人“豪放”地在海外移民置业，一掷千金，早年出走海外的游子心中陡然生出两大心结。一个是历史心结。上世纪80年代的出国者如今普遍有种幽怨，认为上天、上帝不公。照理，他们这一代人移民海外是“捷足先登”，可是勤恳、辛劳多年，收获的财富却远比不上如今来海外的、看上去很“粗鄙”的“土豪”。正如某位学者所言：“过去30来年，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假如你生活在中国，你的财富可能已经增加三五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国，你的收入可能走了下坡路，你的财富也可能因为赶上了金融危机而缩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伟大时代和机遇，又赶上了西方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至今都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头之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一个是未来心结。面对当下纷乱的国际形势乃至中国人如此规模地走向海外，海外游子普遍感觉看不懂、看不明白，不知道当下究竟是新混乱还是新机遇。因为，在这些人眼里，如今全球都处于经济危机洗牌期，经济发展前景晦暗不明，特别是欧洲，更是风雨飘摇，似乎只能“按兵不动”，但中国人蜂拥海外又令其困惑。实际上，究竟是混乱还是机遇，关键在于站在什么坐标和维度上，能否看清纷繁迷乱背后的底牌。而在这一点上，那些投资海外的群体至少在方向上摸准了时代的脉搏，踏浪而行，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