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2年一季度银行业面临的宏观环境
2022年一季度，全球新冠疫情出现反复，叠加地缘冲突、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高企，成本推动的通胀加剧，美国通胀水平达到40年来的新高。在此背景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大幅调整，美联储带头开始密集结构性加息，并酝酿大规模缩表，推动美元、美债走高，引导资本回流国内。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在相继加息，经济衰退隐忧凸显。国内方面，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8%，较2021年四季度增高0.8个百分点，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内。但也应看到，3月份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弹和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在提升，同时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此外，因疫情所处阶段不同，我国与西方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周期存在一定错位，西方提前开启偏紧的货币政策，也会对我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的发力节奏以及银行信贷资产投放策略上带来干扰。
2022年一季度央行货币政策以稳为主，总体特征表现为灵活精准、合理适度。3月末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分别增长9.7%和10.6%，较2021年末均有所上升。宏观杠杆率为272.5%，比上年末下降7.7个百分点。一季度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4%，比2021年下降0.21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3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3482元，较上年末升值0.4%。LPR发挥市场利率改革效能，2022年以来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行10个和5个基点至3.7%和4.6%，引导企业贷款利率下行。
2022年一季度监管政策持续发力，出台诸多政策弥补金融服务短板，通过小微企业、“新市民”、保障性租赁住房、货运物流、养老理财等监管政策推动银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银行业经营情况
❏ 资产规模增速保持平稳
2022年一季度，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监管指标数据，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57.9万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146万亿元，占比40.8%，资产总额同比增长8.9%；股份制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64万亿元，占比17.9%，资产总额同比增长8.3%。总体来看，整个银行业资产规模和增速仍然处于相对较快的增长阶段。
贷款增速较快依然是资产增速变化的主要原因。央行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8.3万亿元，同比多增6636亿元，3月末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分别增长9.7%和10.6%，较上年末分别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央行也要求信贷总量保持稳定增长，继续加大对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资产结构方面，今年以来货币政策通过在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方面加强引导，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得到支持。一季度制造业贷款新增1.8万亿元，同比增长约70%，其中高技术产业贷款余额超7万亿元。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对制造业的信贷支持，有利于加快发展制造业集群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精特新企业的集群工程，促进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普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4.6%和29.5%。一季度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4%，比2021年下降0.21个百分点。
图1 商业银行资产及资产增速变化趋势（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但值得注意的是，贷款增速和存款增速出现一定程度分化，一季度各项存款余额共计2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0%，增幅要高于贷款。这反映了当前银行业传统信贷业务发生一定变化：一方面，新冠疫情反复仍对实体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影响了部分行业的复苏态势，有效贷款需求有所降低；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直接融资发展取得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部分间接融资业务。而存款业务的反弹则反映了当前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居民储蓄意愿仍然处于高位。后续仍需关注存贷款增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 净利润增速下降，城商行出现负增长
2022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6595亿元，同比增长7.4%，较2021年增速出现一定程度下降。分机构类型看，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利润增速同比分别为8.4%、9.8%和8.3%，总体增长还算比较平稳，但城商行利润增速为-4.1%，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城商行表现较弱与部分非上市城商行息差收窄和信用成本较高存在一定关系。相对而言，商业银行的盈利效率有所提高，2022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0.9%，较上季末上升1.5个百分点，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89%，也较上季末略有上升。
图2 商业银行净利润及增速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全国性银行和地方性银行之间的盈利也在进一步分化。通过分析部分上市银行的季度报告可以发现，一季度城商行净利润负增长，但江浙等优质区域上市银行盈利依旧保持高增长态势，一季度上市城商行归母净利润增速高达16%，季环比仅下降1.1个百分点，而推算的非上市城商行净利润增速为-24%，高质量的上市城商行和一般城商行业绩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之外，区域、结构分化加剧也进一步拉大银行间经营差异，经济更具活力、高净值客户集中的江浙地区以及具有国家战略政策优势的成渝地区随经济回暖业绩迅速回暖，而处于区域经济金融发展较慢的城商行仍面临不良资产出清的挑战。
❏ 净息差小幅下降
以净息差衡量各类银行的盈利能力，2022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97%，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1BP，2020年以来，净息差近年来首次低于2%。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净息差同比变动-5BP、-17BP、-16BP和-14BP。一季度净息差出现明显下降，主要受贷款重定价、让利实体经济、企业信贷需求持续走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是受疫情和国外政治、贸易环境影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明显，导致企业有效信贷不足，同时政策驱动银行加大信贷投放，供需两方面影响压缩了银行贷款定价空间；二是监管和货币政策也强化了银行资产收益率下行趋势。一方面LPR下调带来的累积效应引导银行贷款定价进一步下行，压缩了息差空间，另一方面当前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以及中小企业的利息、本金延期的大背景下，银行资产收益率下行明显。三是负债端成本下降，受到信贷需求不足拖累存款派生速度、一般存款向非银存款转移、存款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制约，成本刚性、定期化的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对中小银行而言，受制于融资渠道和管理水平，其负债成本下降难度更大。
在贷款端定价下行过程中，按揭利率具备更大的下行空间，所以住房贷款占比较高的银行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由于国有行住房贷款占比普遍高于其他银行，其净息差受到的负面影响高于其他类型银行。后续应继续推动加强银行负债成本管控，以保持银行体系净息差的相对稳定运行。
图3 商业银行净息差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 风险状况
1. 不良资产余额增速下降
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9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653亿元，继续保持低增长态势。从最近几年不良贷款余额走势来看，不良资产余额上升的趋势已经得到遏制，资产质量改善明显，不良资产上升幅度持续低于资产增速。
图4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余额变化趋势(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2022年3月末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1.69%，同比下降11个BP，连续六个季度出现下降。其中，大型银行不良率1.35%，同比下降13个BP，总体保持较低水平；股份制银行不良率1.35%，同比下降了10BP，城商行为1.96%，较去年同期上升了2个BP，农商行不良率3.33%，下降了2BP。总体来看，大型银行和股份行的不良率持续改善，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率依然较高且存在较高反复性。其中，城商行是一季度唯一不良率上升的银行类别，其不良贷款余额为4721亿元，较2021年末的4403亿元增长6.22%。而农商行由于前期增长加快，目前仍然处于3.6%的高位，压降形势依然较为严峻。近年来整体不良率的下降，一方面得益于银行经营业绩改善与信贷投放逆周期扩张，但更大程度上还是来自商业银行加大了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各家银行在监管政策引导下，从2021年开始普遍增加了不良贷款核销的力度。
图5 主要类型银行不良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从关注类贷款指标来看，一季度潜在不良资产质量形势仍不容乐观。3月末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3.98万亿，同比增加6.2%，增幅为2020年3月份以来最高，已经处于近几年的较高水平。关注类贷款规模与占比的上升表明，现阶段及未来一定时间，新增不良可能面临较大增长压力。
图6 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及同比增速变动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2. 风险抵补能力较为稳健
拨备覆盖率体现了银行抵御预期损失的能力。2022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5.8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拨备覆盖率为200.7%，较去年同期增了13个百分点，连续6个季度上升。贷款拨备率为3.4%，与上季末基本持平。拨备覆盖率的连续上升，反映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持续加强，当前总体拨备情况依然高于监管要求，且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稳健水平，风险抵补能力仍处于合理区间。
尽管大中型银行的抵补能力较为稳健，不同类型银行风险抵补能力也呈现收敛态势，但城商行和农商行仍低于平均水平。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为245%，较年初增加了6个百分点。大型银行本身拨备覆盖率较高，远超最低标准，整体较为稳健。股份制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210%，较年初增加了4个百分点，保持了比较稳健的不良资产核销力度。城商行3月末拨备覆盖率为182%，较年初减少了7个百分点，也属于稳健范围内。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为133%，较年初上升4个百分点，已经大幅低于150%的安全区间。
疫情以来，为了应对实体经济下行可能带来的违约风险，银行业大幅提高了风险抵御能力。当前，虽然新冠疫情仍然呈现局部爆发态势，但整体上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部分优质商业银行可以适当降低拨备计提，回归常态化发展战略，在释放盈利的同时适度增加信贷投放，从而进一步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但对于不良率高企，同时风险抵补能力较为欠缺的农商行，出于对未来风险因素的考虑，要高度关注这些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图7 主要类型银行拨备覆盖率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3. 流动性指标保持稳定
流动性比例方面。2022年3月末，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比例为61.22%，较上季末增加1个百分点，总体保持稳定态势。分银行类型来看，大型银行流动性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略有上升，股份行和城商行基本保持不变，农商行上升2.5个百分点，存在一定的边际改善。
图8 主要银行类型流动性比例变化（单位：百分比）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2022年3月末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1.9%，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存贷款比例（人民币境内口径）为78.7%，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存贷比呈现继续上升的态势，也意味着资本补充压力持续存在。需要进一步增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提升资产负债的期限与规模匹配度，谨防流动性风险事件的发生。
图9 商业银行整体超额备付金率与贷存比变化（单位：百分比）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流动性覆盖率是衡量商业银行短期流动性的重要指标，2022年3月末流动性覆盖率为143.2%，环比下降2个百分点，但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高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要求的100%监管指标。流动性覆盖率一般由银行持有的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来满足，这些资产的收益率相对较低，流动性覆盖率回调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商业银行对于流动性成本的考虑。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的各项流动性指标数值都满足监管指标的下限。但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流动性包括结构性流动性指标和日间流动性指标，商业银行在满足结构性流动性指标的前提还是需要加强日常流动性管理，保证备付的稳定性。未来大型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要点仍然应该是不断提高额外流动性的运用效率，最大化资金利用价值；股份制商业银行则需要重点保持流动性指标的稳定，并对市场流动性压力情景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面临较大挑战，未来还是应该在加强核心负债、降低负债成本、增加资本金补充方面多下功夫。
图10 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4. 资本充足率小幅下降
2022年3月末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0.7%、12.25%、15.02%，各项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均有所下降。尽管一季度出现小幅回调，总体来看，近年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还是有较为显著的提升，这一方面在于近年来监管对银行的资本补充要求更高，特别是2021年实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后，主要银行均加强了资本补充力度，相关数据表明，2021年以来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累计超过2万亿元。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资产端优化资产结构，加强绿色信贷，降低房地产等方面的资产配置，风险资产占用也有一定优化，2021年风险加权资产增长的幅度要远小于资本的增长速度，对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也形成一定支撑。一季度资本充足率略有下降，与政策驱动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存在一定关系。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在资本结构上，核心一级资本较年初下降了8个BP，其他一级资本下降了2个BP，二级资本下降了1个BP，核心一级资本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补充速度。核心一级资本补充乏力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利润增长相较于规模增长而言相对滞后，影响了内源性资本补充力度，少数城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甚至已接近监管要求红线。核心一级资本作为银行抵御风险最核心的工具，增长幅度会直接影响市场对银行的风险预期，这些银行应通过定增、可转债等方式，积极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对资本充足率的贡献为1.55%，与上季度末基本持平，体现了近年来监管引导银行多渠道、多层次补充资本的政策在持续发挥作用，资本结构合理性也在提升；二级资本充足率贡献率为2.77%，贡献度依然偏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总体资本充足率的提升。二级资本债是商业银行补充二级资本的主要渠道，2022年在政策支持下，商业银行可以适当拓展二级资本债补充资本的渠道。
图11 资本充足率结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分银行类别来看，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7.3%，要显著高于其他银行，且近年来资本充足率一般保持较为稳健的增长。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6%、12.8%、12.3%。2022年一季度，除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上升外，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均略有下降。从历史数据来看，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近年来总体处于下降趋势。
相对于处于头部位置的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相对较大。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商业银行在2022年将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叠加监管对资本要求趋严，而对于中小银行而言，资本补充渠道较窄，资本充足情况需要重点关注。以永续债为例，截至2022年5月末，在超过2万亿的发行存量中，中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以及民营银行）总发行规模合计占比仅为13.47%，其中农商行仅有14家（2021年末，我国农商行数量接近1600家），民营银行仅有1家发行过永续债。在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探索差异化监管，以及拓宽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如推动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资本工具发行主体扩容）多种途径，来缓解中小银行资本压力，提升其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图12 不同类别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三、2022年二季度运行展望
❏ 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支持
2022年以来，监管政策持续发力，出台诸多政策弥补金融服务短板，小微企业、“新市民”、保障性租赁住房、货运物流、养老理财等监管政策推动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结合监管政策引导，银行业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要完善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将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供应链金融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二是要关注新市民群体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扩大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三是要在当前“房住不炒”的主基调下，积极布局住房租赁市场，利用好保障性住房不纳入房地产集中度考核的政策，积极给予融资支持，挖掘相关业务潜力。四是要重点扶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货运、物流行业，围绕行业金融需求特点，优化信贷资源配置，针对上下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构建以物流业为核心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五是要大力发展养老理财等产品，满足老龄群体的多元化需求，建立注重长期收益与风险考量的产品体系，在风险可控范围内，适度增强中长期资管产品收益水平。
❏ 有序化解风险，促进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及“三重压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仍是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压实地方、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等各方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2022年1月25日，中国银保监会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有序推进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以及“压实各方责任，有序推进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2022年5月20日，银保监会召开通气会，明确将持续加强和改进公司治理监管，推动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深化公司治理改革，将此作为防范化解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并针对城商行和农村中小银行，分别制定了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综合过去一段时间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经验，我们预计未来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将根据具体风险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一行一策”、“一企一策”，精准处置个案风险，工作重点在于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三方责任。
其一，分类施策，兼并重组应是主流模式。2019年12月30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19〕52号），提出了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其中主要途径，即不良资产处置、直接注资重组、同业收购合并、设立处置基金、设立过桥银行、引进新投资者以及市场退出等。从已有的实践来看，注资重组和兼（合）并重组是较为主流的方式，不但有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可以降低政府的干预成本与财政压力，在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问题银行的平稳退出。从实践来看，通过“在线修复”来处置风险并推动问题金融机构全方位改革，可以在更好控制风险外溢的同时，提升机构的经营能力和竞争能力，实现风险化解工作的长治久安。
与城商行相比，农村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在过去因为受“保持县域法人稳定”的要求限制，并未广泛开展。2022年3月，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稳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进一步压实地方党政风险处置责任，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化险工作，保持商业可持续的县域法人地位长期总体稳定”。“保持商业可持续的县域法人地位长期稳定”的提法与以往“保持县域发展‘基本稳定’”或“保持县域法人‘总体稳定’”已经有较大的调整，银保监会5月20日吹风会所也明确提出，“鼓励优质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适格机构参与并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鼓励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支持政策，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和区域整合。”由此来看，兼并重组将成为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和改革的最主要的方式。2022年4月18日，浙江省联社正式挂牌改制为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拉开了新一轮全国农信改革的大幕。预计年内将会有更多省联社改革落地推进。
其二，压实各方责任，统筹协调推进。一是强化问题金融机构自身的责任，具体包括金融机构自救（老股东需承担损失吸收责任），强化公司治理和内控，明确战略方向、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优化激励约束机制等。在化解风险的同时，夯实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二是强化地方政府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责任，防止小风险积聚成大风险，区域性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根据中央部署，牵头拟定风险处置的方案，通过注资、推动改革重组等方式，从资金、税收上予以支持，助力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三是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主要是严格金融机构股东管理，压实大股东和高管的自救责任，依法查处和追究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关责任人。此外，金融管理机构还需结合市场情况，做好政策预案、把握政策节奏，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稳定市场。
其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金融风险处置制度。一是继续加强风险处置机制建设。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已有的行业风险处置基金（如存款保险制度、信托业保障基金等）基础上，成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的主体，专注于跨市场、跨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发挥常规化的功能处置，进一步筑牢金融安全网。二是风险处置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在依法合规基础上，以有效风险防控为目标，以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对少数问题机构精准拆弹，严格防范道德风险。三是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金融管理当局可以通过业务资质审批、再贷款安排等方面，为问题机构的重组、改革提供正向激励，改善股东、员工以及社会等利益相关者预期，为机构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更为良好的基础。
（曾刚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王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