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资本接收国的金融市场繁荣、实体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增长，这也是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日益加深的依据之一。然而，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会显著影响一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提供信贷的能力以及资本资产价格的波动。而国际资本流动逆转或突然中断很可能威胁一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引发流动性危机甚至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资本的流向问题取决于资本的回报率和投资的安全性，基于这个视角我们发现，国际资本大幅流入新兴市场一般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逐利性，新兴市场资本的回报率相对较高；二是新兴市场国家较大的投资热情或家庭的过度消费，本国储蓄难以满足投资需求或消费需求的缺口则需要国际资本来填补。
同样地，国际资本流出新兴市场也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本流向金融安全的国家，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完善，金融监管系统也比较健全，当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时，不管危机起源于哪个国家，资本大都选择流向金融安全的发达国家，如美国；
二是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投资失利或家庭债务负担加重难以支付国际资本的回报率或偿还国际债务时，在国际投资者的悲观预期下，国际资本就会迅速减少或大幅流出，即出现国际资本流动逆转或突然中断。基于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冲击对一国造成的流动性危机，现实经济中各国央行会选择使用外汇储备等对市场注入流动性。
从经济周期视角出发。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信贷扩张与紧缩总是交替更迭，而在熊彼特看来，这一过程的周期性则是驱动衰退和增长以及经济复苏的关键力量。回顾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20年代初期，美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已经大幅偏离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1928年联邦储备银行开始推出货币紧缩政策，而利率的不断提高则是股票市场即将崩溃的最后警示， 1929年股市进入下降通道。
阿特利·波莫林在1932年就曾提到“即便提供合适的抵押品，那些具有75%或者更高比例流动资金的银行仍然拒绝发放贷款。在目前这种状况下，那些银行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寄生虫。”叫这些银行家并未能承担起创造流动性的责任，而当接下来流动性急剧减少时，美联储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倒闭，企业破产。
相比而言，2008年美联储的行动则在流动性救援和抵消经济剧烈波动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危机迫在眉睫时，美联储在提供流动性方面作出积极响应：为防止银行倒闭，美联储决定对金融机构提供紧急信贷，增加银行储备金等一系列措施以确保M2不像大萧条期间一样急剧下降。同时，此次美联储重点关注利率，通过量化宽松持续增加资产负债表规模，旨在促进抵押贷款市场的运作，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防止了金融市场的崩溃。
最终结果是，美国经济紧缩持续了19个月，工业产值下降了17%。而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紧缩持续了43个月，工业产值下降了52%。121这样的对比说明了政府的流动性救援对解决流动性危机的重要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主义体系也开始关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作用以及储备货币在金融市场发挥的作用，而储备货币也是当前规模最大的同质金融资产之一，央行可以独立控制其支付利息和规模。
自2015年末以来，美国的银行持有的央行发行的储备货币是之前持有的财政部发行的政府债券的两倍。因此，为避免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所引致的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缩而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政府应采取救援政策 流动性注入。
更何况，这场危机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政府救援工具也从传统的帮助金融机构修复资产负债表转变为一系列更直接的流动性支持工具，除了通过金融机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甚至开始直接借款给企业。类似地，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了大幅度波动，为防范资本流动性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美联储迅速推出一系列的流动性注入政策。
不幸的是，即便美联储承诺提供不限量的流动性，仍不能解决美元紧缺的问题，但至少能避免金融市场陷入恐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流动性短缺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美联储提供流动性的救援工具与其他国家央行不同，由于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危机本质是美元不足，其他国家需要以美元外汇储备或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美元的流动性注入。
从历史经验视角出发。1994年墨西哥货币比索的突然贬值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在外汇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和IMF的国际资本救援以稳定金融和投资者信心。类似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在IMF严苛的救援条件的刺激下，各国扩大了外汇储备规模。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韩国资本外逃，最终耗用了大量外汇储备，并求助于美联储的双边货币互换，从而为市场提供必要的美元流动性。2009年底，起始于投资者抛售希腊政府债券，也将流动性不足危机传染至西班牙等国家，最终爆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资本外逃，欧元区内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不足。
对单个国家而言，除了紧缩财政以恢复政府信用，欧元区内经济发展良好国家的救助也尤为重要；对欧元区而言，以危机中政府债券为抵押的银行难以获得新的融资，为此，欧洲央行、欧元区政府以及IMF都提供了一定规模的流动性救援。
历史证明，当市场遭遇流动性危机并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时，政府的流动性救援则必不可少。无论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开始大量持有外汇储备，还是韩国利用外汇储备和双边货币互换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都说明了各国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外汇储备等流动性救援机制对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因此，央行何时出手救援、选择何种救援工具、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救援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研究视角出发。为应对和防范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金融摩擦造成的金融不稳定，Calvo认为在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应该通过合理地释放外汇储备来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外汇储备的自我保障机制主要用来应对国际资本突然突然中断和资本外逃的冲击。
金融危机往往与资产价格下降联系在一起，随着我国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和速度强化资产价格与汇率变动之间的联系，而跨境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很可能威胁国内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甚至触发系统性风险。
国际资本流动性危机的特点是国际资本流动逆转或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从而导致实体经济产出出现大规模损失。研究发现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一个特点是资本流入激增和危机期间资本突然中断，而长期存在经常账户赤字和汇率高估的国家，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因此，政策当局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都应该重视资本流入激增的信号并理解其发生原因，从而降低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完善流动性风险防范和流动性危机救援机制。
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基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外部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当一国资本生产率不能满足国外投资者预期收益而导致投资减少或撤回时很可能会引发流动性危机，即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导致的一国金融系统流动性不足，主要表现为国外投资者投资意愿显著下降，资本流入突然大量地减少或资本流出突然大量地增加。
从微观主体视角看，流动性危机表现为国外投资者对国内银行的挤兑；从宏观经济视角看，流动性危机表现为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导致国内生产和私人支出进一步萎缩，国际偿债能力不足，信贷规模大幅收缩甚至影响汇率稳定。这一概念最早由Dornbushetal用来解释1994年墨西哥比索崩溃的内在机制，提出了在资本市场放松管制的金融市场环境中汇率高估会加剧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
1998年，Calvo正式使用“突然中断”来解释这类国际资本流动现象，并探讨了其触发因素以及经济影响，如不同债务融资形式引发突然中断的可能性，同时基于银行破产和信贷收缩渠道解释了突然中断的负向经济效应，U2l进一步提出金融脆弱性可能是突然中断型流动性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此打开了不完全金融市场在流动性风险传导和经济影响机制中发挥无比重要性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