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事件沸沸扬扬，台海局势紧张，股市也应声下跌，引发了国内外的密切担忧。加上近期中美关税问题、半导体制裁事宜，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危机边缘。
担忧、恐慌其实都源自人类对未来的无知，虽然我们无法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但古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因此，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可能现在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希望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一些信心。在中美关系中，贸易作为一个双边关系的体现和手段，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回顾70多年来的中美贸易史，以探寻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并希望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描绘中美两国未来贸易格局。
20世纪70年代之前，贸易中断
1946年，美国对华出口贸易占了美国对亚洲贸易的35%；对美贸易占了当年中国对外贸易的53%。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冷战格局之下，双方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种贸易关系。1950年美国与中国贸易基本中断，1952-1971年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解除对华封锁，同年七月，中美签署《贸易关系协定》。
70年代，贸易恢复
1972-1978年中美两国处于正常外贸关系，两国互相不享受最惠国待遇，中国还未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如纺织品､土畜产品､工艺品和五金产品等，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粮食､纺织品原料､化工品､机械产品等。这是一种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和形式：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
80年代，最惠国待遇
1980年中国拥有美国最惠国待遇，中国输美产品享受10.5%的关税税率(正常是20%)。1979-1983年美国推行高利率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大幅度升值。而与美元挂钩，实行联系汇率制的港币也快速升值，导致中国香港地价､租金以及劳工成本大幅度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开始探索和临近的广东周边地区合作生产的可能性。海外企业委托国内企业从事加工和制造活动：提供原材料和设备，提供样品和设计，产品回购，机器设备部分，甚至通过加工费的形式可以抵偿。随着这种活动的扩大，中国的政策也更加开放，鼓励海外企业设立生产工厂，直接从事此类活动——这就是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的宗旨和目标之所在。中国实行的政策是全世界最开放的——所有的加工贸易活动的进口，不论是中间品原材料，还是机器设备，都是免税的，但是产品要外销。因此，在中国的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例要先于、快于外资企业的比例上升。这就是三来一补、港粤合作。1983年开始，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就处在贸易逆差状态，并且不断扩大，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香港转移中国内地的加工贸易活动以及相应的转口贸易活动。
1984-1992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推行供给学派革命，鼓励经济私有制、自由化、市场化、去规制化。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进行产业外包，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生产环节和功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又大规模地进口这些低端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外包的产业，不仅包含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和制鞋，也包括高技术的电子机械产业中的某些劳动密集型环节和功能，甚至包括一些标准的服务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联合西方发达国家干预国际外汇市场，达成广场协议，日元以及亚洲四小龙货币都大幅升值，这些国家和地球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丧失比较优势，开始向中国大陆转移。从亚洲四小龙进口大量的中间品和原材料，进行加工贸易，并与这些经济体维持长期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又将加工之后的产品再出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从而对这些发达国家保持贸易顺差。中国成为连接亚洲四小龙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中介，中国由20世纪80年代开始嵌入全球价值链。
90年代，新的国际秩序
20世纪90年代新的国际秩序出现，一方面，美国通过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不断向其他国家输送美元，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美国国债的形式吸纳外国的美元储备，从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新均衡。因此，在美国就逐渐形成了产业转移､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美元地位强化的全球化驱动机制，即:开放全球市场经济的形成，促使美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并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制造环节和功能不断地转移出去，而本国则集中在品牌､研发和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刘琳(2015)分析得出1995年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占全部出口的52.24%，1995年起主要工业品超过西方国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继续承接产业转移，1998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53.42%，此后直到2005年加工贸易占比一直保持在该水平上下。
从2000年开始，中国将越来越多的经常账户顺差转化成为美国的国库券。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成为美国国库券的最大外国持有方。这是美国所乐见的——美国通过经常账户逆差向中国输送了美元，中国再将这些美元以购买国库券的形式返还给美方。这样做，既维持了美元的国际地位，推动了美国的产业外包､从而全球化的进程，也促进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牢靠均衡。
2000年，全球化后期
1999年11月，中美就加入WTO达成协议，美国给予中国无条件､永久最惠国待遇，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潜在的庞大市场､积极而有效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的热土。“国际资本､技术､品牌+中国优质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决定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为了与这样的“中国制造”相竞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纷纷将制造基地转移到中国，这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长为世界的制造和加工中心。
2001年中国加入WTO，美国爆发“IT泡沫崩溃”“911事件”，导致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重流出，使有条件容纳FDI的国际经济勃兴，中国趁机吸纳更多的外资投资，加快了加工贸易的步伐。中国加入全球化的优势是：1､土地､石油､矿产等生产要素，2､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加工贸易导致了中国在GVC中的位置迅速向下游移动。下图显示了2003年中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互补程度和相互竞争压力（樊纲等，2006）。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的总体竞争关系均不强，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图源：《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樊纲, 关志雄, 姚枝仲(2006)）
▶2001-2010开始逐渐提高gvc地位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加工出口占中国对世界出口的55%，占对美国出口的65%。罗长远、张军(2014)据TiVA数据库，从1995年到2009年，在中国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中，直接附加值只有不到40%，而在同一时期，在美国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中，直接附加值占到近60%。这意味着，在中国，行业出口所创造的本地附加值中，近60%归于该行业的上游行业，而在美国，行业出口所创造的本地附加值中，60%归于该行业本身。
刘琳(2015)根据附加值贸易数据库提供的57个国家(地区)各行业的GVC前向参与率与GVC后向参与率，计算出各国各行业的GVC参与率和GVC地位指数并选取了两个代表性行业进行跨国对比，其中一个为低技术行业中的“纺织和鞋类制造业”，另一个为高技术行业中的“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见下表)。这说明，美国和日本在服装鞋类的品牌和设计等环节占据优势地位，而中国的纺织和鞋类制造业更多地通过扮演中间品提供者的角色融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图源：《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_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刘琳(2015)）
“十一五”期间提出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此外，2007年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导致一部分跨国公司将加工出口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家(地区)，最终使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缓慢下降，到2011年降到35.83%。由下图可知，进口中间品比重下降，而出口中间品比重上升，使得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也有所提高(刘，2015)。
图源：《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_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刘琳(2015)）
邱斌等(2012)得到国民经济标准行业分类GB/4757-2002两位行业(共24个行业)的出口复杂度水平，见下表。由表可知，2001—2009年间，整体上看，绝大多数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均呈上升态势。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购买先进设备､高质量中间投入品和生产工艺､承接外包转移等方式逐渐积累高端生产技术，提升自身在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从而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由中低附加值环节向中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GVC参与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指数最高(李媛&金，2017)。
图源：《中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基于GVC参与指数及GVC地位指数的分析》（李媛,金殿臣. (2017)）
▶早期美国的模式，低利率+高汇率
Yu、Zhang（2019)发现中国将大部分贸易盈余在美国重新投资，中国将大部分外国储备都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库券占多年来中国经常账户余额的35%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美国的债权人，美国正在借用中国的财富和资源。因此，美国从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受益两次：美国消费者和公司享受中国产品的低价，美国的经济借用了中国发展自己的经济。在这阶段，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竞争，长期向美国输入低价商品，客观上保证了美国享受了长期低通胀，而低通胀就能使美国在大量增发货币的同时维持资金低利率。使得跨国公司有条件以极低的价格资本回来投资中国的经济命脉、控制战略产业，另一方面在取得极高的投资金回报率流到美国资本市场，在大量吸纳中国贸易盈余，作为FDI投入美国资本市场。于是，美国“低利率+高汇率”，直接对应中国“高利率+低汇率”，美国资本与制度对中国做双重输入，中美两国因分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顶端，构成了两国互补的经济关系。
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几乎所有贸易部门的链条都变长了。正是这种生产过程的分解带来了新的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并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进入制造业生产，特别是通过在生产链中找到一个利基。发展中国家不再需要生产完整的产品；他们可以通过承担生产链中的某些任务来扩大自己的比较优势。
2008年以后，停滞不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情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愿望却在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了减持美国国债的情况。在全球化下，维持美国国际地位的基础是美元，以及技术､品牌等。而维持美元地位的关键是，其他国家拥有的美元储备需要回归美国，并且，只能购买美国国库券，而不能购买美国的优质资产，比如，美国的品牌､技术以及初创企业等。而2008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却往往针对的正是这样的优质资产。不仅如此，中国甚至还在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直接与美元进行竞争。
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促进美国经济向参与资本回调。奥巴马政府一系列的制造业振兴计划，如2009年《美国制造业振兴框架》《2010年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2010年国家制造业战略法案》，以及2011年《美国创新战略》等。然而，这一系列措施对美国生产､就业以及出口的促进作用有限。米建伟、陈强(2012)认为：金融危机后，一些美国公司将制造业务从世界各地回迁美国，或者在美国投资新的制造业项目，对此，一些分析机构认为，这是美国制造业面对中国挑战进行的自我调整，有利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恢复。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后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建设，与美欧为主的西方国家对立越来越明显。
2017年后，GVC竞争引发贸易战
2017年12月18日，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其目标是“重振美国经济并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郭志芳(2018)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利用Koopman(2014)出口分解技术研究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背后的结构特征。结果显示:日益增长的中间品贸易是中美贸易摩擦根源所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黄鹏等(2018)认为美国意在加强全球价值链对美的依赖，增强美国价值链地位。余振等(2018)基于2000—2014年TTBD与WIOD匹配的制造业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与贸易伙伴在某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接近，中国与该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的频率越高，体现在相关行业的贸易摩擦数量越多;中国某行业的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该行业的相关贸易摩擦越容易得到解决，体现在贸易摩擦的持续时间越短。将以上结论放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中也同样适用。张明志等(2019)认为与以往贸易摩擦不同，此轮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更多集中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这表明此轮中美贸易摩擦从本质上讲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战略遏制。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背景下，美国采用技术阻断的方式挑起贸易摩擦，将进一步抑制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位置攀升，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益水平。蓝庆新等(2019)认为贸易失衡是直接诱因，根本在于中国全球价值链上升，此轮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重点更多侧重于医疗机械､生医药､新材料､高铁设备以及信息技术和航天设备等具备较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其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而其根本目的是保持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最高端地位，同时阻断中国技术进步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遏制中国以使其长期待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下图表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的位置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
图源：《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蓝庆新,窦凯. (2019)）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正逐渐摆脱被美国等发达国家“低端锁定”的困境，朝着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美国正是看到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发展趋势，预测到中美两国之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不断接近，所以企图通过“贸易战”阻断中国中高技术行业的发展进程，迫使中国继续待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而这也验证了上文中所阐述的中美爆发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潘安等(2020)认为技术因素可能是美国发起贸易争端的重要甚至是根源性原因，这从中兴公司､华为公司等国内高新技术企业连续被美国政府制裁的现实中也能得到体现。
宏结等(2020)认为进入后疫情时代，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民粹主义成为美国“规锁中国”，进而冲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催化剂。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时，价值观和安全考量将高于经济效率，产业链更短､更分散､更本地化成为新趋势。
总结
早期，美国要找廉价劳动力，要推行供给学派革命，利用美元的霸权实现低通胀和高购买力，都与中国有合作的动机，然而这些好处的分配并不是均匀的，美国民众固然从中享受了廉价的产品，但更多的是由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阶级占领了大部分的收益，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锈带的出现、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加大等更为严重的问题，这时，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开始试图亡羊补牢，为时晚不晚尚有待观察。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在这近20年中，经历了从加速到停滞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中国在传统贸易和简单的GVC活动中既是供应枢纽，又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美国和德国仍然是复杂的GVC网络中最重要的集线器，但通过快速的工业升级，中国已成为新的枢纽。中国的角色从买设备、买中间品、加工、出口，变成了自己造设备、自己产中间品、加工、内销+出口，把之前很多全球价值链内化了，变成了内部的价值链，国家推行的双循环战略，也正是由此而来。而近几年贸易战、疫情和战争，也在加速这个转变。而gvc深化的停滞不是被动的，是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主动选择的结果，这是与过去几十年最大的不同之处。
总结中美贸易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过去的中美关系的决定权、主动权其实在美方，从早期的分裂到复合，都是美方主动，这是二者国力差异造成的必然结果。但现在则不同，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中不甘为人后，中美的模式已经悄然从一家独大变成了二者博弈，二者的矛盾势必会愈演愈烈。
从哲学角度来看，矛盾的未来无非有三种结果，1、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2、矛盾双方同归于尽，为新的对立双方所取代；3、矛盾双方经过一系列的发展而融合成一个新事物。第二种情况，短期内尚未发现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中美匹敌，概率较小。第一种情况，非中即美，如果是中方胜出，那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然皆大欢喜，如果是美国继续独大，那么其实和过去几十年也没有本质的差异，即不会更糟糕，那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果是第三种情况，中美双方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融合，中国作为“搅局者”就已经实现了“入局”，那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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